安邦不搞政策洼地需要更彻底的市场化

安邦：不搞“政策洼地”需要更彻底的市场化

在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，李克强总理谈起了“政策洼地”的问题。他表示，我们总是弄一些“政策洼地”，让各地来“争”。其实很多政策完全可以是普惠性的。总理强调，改革走到今天，不能再搞这一块、那一块的区域分割。看不准的改革可以试点，然而一旦成熟就要加快推广复制，该普惠的就要普惠。　　李总理谈及这一问题的背景，是当日会议部署在更大范围推广中关村试点政策、加快推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，把6项中关村先行先试政策推向全国，并依托国家高新区，再建设一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。此举表明，像中关村试点政策这样的“政策洼地”，以后将越来越少搞，地方竞争也将被置于更加合理与公平的制度框架下，避免无序的政策优惠将各地都拖入“价格战”之中。在此之前，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“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”的要求，国税总局已经启动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的部分工作。这些改革举措将对未来地方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。

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，“政策洼地”所代表的“政策特区”模式曾经为中国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从早期的深圳特区，到后来的浦东新区、中关村等，主要经济增长极的发展都与当时的“政策洼地”密切相关，以至于后进的地区为求发展，也要争相给自己戴上顶“高帽子”，以此向上级政府要政策、要资源。最新的案例是上海自贸区，相关消息传出后，一时间各地兴起自贸区热，据不完全统计，至少有26各省市表态将申报自贸区，并最终演变成为中央高层“不甚满意”，自贸区申报潮被紧急叫停。　　分析各地争抢“政策洼地”的行为，归根结底是因为政府转型不到位，对经济运行的干预太深。在前述会议上，李克强总理以中关村为例称，我们过去管得太死了！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人员一旦有了科技成果，奖金就要和所有职工一起分。表面看，这样似乎显示了公平，但实际上却抑制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，反而没了效率。在科研机构改革之初，曾经有人担心，改革很可能会造成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“国有资产流失”。后来我们看到了，这种情况没有出现！科技人员主要是靠“头脑”出去创业，没人拿你的设备！事实上，管得太死的又何止科技领域？投资、生产、流通、销售等各个环节，无不可见政府有形的手、“闲不住”的手。其实，把这只“闲不住”的手管好了，对市场的推动作用将远甚于“政策洼地”，并且能够最大限度的激发经济活力，把人的积极性更加充分地调动起来--相比于“政策洼地”，普惠性的制度红利才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真正动力。　　从“政策洼地”到制度红利，其中关键在于政府转型，其根本在于市场化改革，即能不能将资源配置的权力交还给市场，同时探索新的更加符合市场规律的监管模式。此前政府对于管制的一个理由是，担心一放就乱，于是干脆不让做了。实际上，还有更多、更为透明的方式，可以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。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“依法治国”，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时，也需坚持“依法治市”，梳理政府权力清单，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，并制定尽可能短的负面清单，让企业及各经济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。此外，准入前国民待遇同样十分重要，一方面杜绝“政策洼地”这类超国民待遇，另一方面也需要对国企和民企一视同仁，给予各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机会。法治、公平与竞争性的制度环境，是激发经济活力与市场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职责不再是亲力亲为，裁判员运动员一肩挑，而是成为制度的供给者和维护者，以软环境而非“价格战”吸引企业落地。　　国务院总理强调简政放权、不搞“政策洼地”，对政府转型提出了新的要求。要从“政策洼地”发展模式转型，关键要看政府如何转型，本质上则需要推动更彻底的市场化改革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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