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庆祥80后是失败的一代吗

本报记者 宋燕

头顶“叛逆”标签的80后，如今半数已过而立之年，逐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。如何审视这代人的成长？近日，青年评论家杨庆祥携新书《80后，怎么办？》来到河北省作家协会举办研讨会，与大家一起讨论一代人的困境和出路。

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80后，怎么办？》，是青年评论家杨庆祥探讨80后一代人关于个人与时代的随笔集。

全书分为两个部分，上半部分从作者个人经历出发，从整体的角度对80后进行全景的描述和剖析；下半部分，杨庆祥与80后进行面对面访谈，更为鲜活地反映群体面貌。

写完这部随笔，杨庆祥认定80后是失败的一代：“这个失败不是说买不起房子，或找不到工作的失败，而是说我们本可以走出一条新路，构建一个新的生活方式，构建一种新的表达自我的方式。但是在2015年这个节点来看，这些全部都失败了。”

我为什么写《80后，怎么办》

我是研究当代文学的。以前写的那些论文，我觉得是一个内循环的东西，它可能在评职称的体系里面是有用的，但是它拿出来没有价值。因为当代文学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向度，就是你一定是跟当下的最原创的，最有力量的问题、心灵、大脑去进行交流。这个职业决定了我们必须要有一种肉搏的精神。所以后来我就想，我是不是寻找一种更新的，更鲜活的形式，表达我新的东西，能够跟我们这个时代真正面临的一些问题进行交流，或者进行对话。

这是我最开始想写《80后，怎么办？》的缘起。

2011年的时候我就开始想写这个文章，当时我很愤怒，这个愤怒是建立在焦虑的基础之上，我在北京的生活非常的焦虑，这个文章的开篇我就写了。文章发表后，没想到很多人特别关注，超乎我的意料，我突然意识这可能是一个公共话题。在北京组织的一个作品研讨会上，与会者认为我这个文章单篇的力量是不够的，还是在讨论一个小点，应该有一个更广阔的视野。比如阎连科老师就提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建议，他说80后的农民工你没有写到，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，因为阎老师是从农村出来的，我也有类似的经验。我说我在读博士的时候，曾经在东莞生活过一段时间。我后来做了一个资料的调查，全国的80后大概有三亿人，然后有一亿是农民工，这个一亿农民工和中华总工会提供的数据是一致的。后来我说好，我把这个东西写出来，所以后来我就重新做一个调整，其中补充最大的一部分就是写农民工的。

我在人民大学要读博士时，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的阶级意识开始苏醒，很奇怪。我说天天在宿舍里看电影，整点去食堂吃饭，觉得这种生活很没有意义，就在追问自己，我应该这样去生活吗？或者说更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吗？所以我就到东莞去采访农民工。当时充满了期待去调查，设计了一个调查问卷叫“东莞普通工人精神生活调查表”。我首先关注他们的工资，其次是关注他们用这些工资来干什么，是维持自己的基本生存，还是为了在这个生存的基础之上来对自我进一步的提升，获得一种新的生活方式。但是后来这个调查的结果却非常的悲观，就是他们基本上不阅读，阅读的话也是看一些算命的书，或者是成功学，这是让我特别失望的地方。

2014年之后，我再一次到东莞做调查。其中有一个非常有戏剧性的场景，就是晚上我要跟他们去交流，找他们，他们聚集在一个一个麻将馆里，天天在那里打麻将，生活特别快乐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悖论，我忧国忧民，想为他们寻找精神出口，但是他们却在那儿打麻将。就是在这种不断的纠结的过程中，我断断续续把这个书写出来了。

历史虚无主义与抵抗的“假面”

整本书第一个架构就是讨论失败。除了讨论我个人在自己现实生活中的失败之外，我想讨论的是更大范围内的失败。我说80后是失败的一代，引起了很多人的拍砖，怎么是失败的一代？就是我觉得我们被成功的幻象所包围。有一次我在香港去吃早餐，给我上菜的都是老年妇女，这让我很惊讶。在我们惯常的逻辑里边，我们都意识不到人在那么老的时候也可以上班，在这些工作场合，我们甚至都看不到老年人，看不到人非常脆弱的一面。我们整个社会都在追求更高更快更强。我们觉得一个人如果不年轻，如果不努力挣钱，这简直就不可思议。我们被整个成功的幻象所包围。

我们认为一个城市永远会建设得更好，发展的观念和成功的幻象，制约了我们的思考，所以我这在里面要讨论一个失败的经验。尤其是具体到个人的层面，对失败的讨论，也是对整个90年代意识形态的一个反思。

第二个部分我讨论的是历史虚无主义。我在里边写了一个小细节。有一次我跟一帮50后的批评家回北京，晚上找不到路了，然后他们突然就唱《沙家浜》。说实话我在这一代批评家面前，有非常矛盾的心理，我觉得他们的知识结构，他们认知这个世界的方式是有欠缺的，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的元气，他们的力量感，他们的这种身体经验超出了我们很多倍，以至于我们在他们面前很萎缩。当时我想我应该唱什么，是不是应该唱一个《双节棍》，或者刘德华的《谢谢你的爱》，但是我唱不出口。他们的文化记忆非常坚固，不管这种记忆是用什么方式植入到他们生命中的。而我们现在的状况是糟糕，尴尬，主流意识都不屑于在你身上植入什么记忆。

我觉得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，历史的逻辑和个人的逻辑发生了巨大的分裂，在此之前历史的逻辑，他一直想把个人编织到历史里面去，结果里边会产生很多的问题，比如说会让个人受到伤害，像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但是历史和个人在交流，在对话，现在的问题是，历史走历史的逻辑，资本走资本的逻辑，个人走个人的逻辑。这两者完全是不搭的，产生了一种焦虑感。在某种意义上，人永远都是一种社会学的存在，我觉得这是我们必须要意识到的一点。

第三部分讲的是抵抗主义。我们知道80后最早登上舞台应该是在2004年，当时韩寒、春树、李傻傻，他们登上了《时代》亚洲周刊的封面。80后代表着一种新人类。所谓的新人类就是他们的写作、思想，甚至他的行为方式，尤其他们的生活方式，完全有别于我们的父辈。但是你会发现短短的十年过去，我认为谈失败还不太准确，应该是溃败的一代。在思想、文化上，独立思考的东西非常的少。我这个书其实描述的对象是，你一个普通的80后，一个上班族，你说我要去挣钱，我要去生活，养家糊口，我挣这点钱然后我小日子过得挺舒服的，天经地义。但是如果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，一个以写作和思考为己任的人也这样去想，这个社会就糟糕了。这些人的价值观成为主流的价值观，以至于我们的知识分子和我们的文人，我们的写作者在讨论问题的时候，也被他们的价值观所苟且。那么这种价值观被一再强化和一再复制，最后导致了你写作上表现出来的审美趣味，同样也是如此。所以我在最近五年，对80后写作非常不满意，我在各种场合都表达了对他们的不满意。虽然他们以群体的形式频繁亮相于各大媒体，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内容非常空虚，我现在来看基本上就是两类写作。一类就是写底层，在底层之外来写底层。另外就是伪中产阶级的写作，好像很优裕的生活，我觉得这是非常糟糕的。

这本书后边谈到了民工的问题，作为社会学的资料可能大家会更感兴趣。我对那些年轻的农民工有一些走访和对话，在这个过程中我基本上不设问，他们的思考方式跟我们不一样，所以我基本上是用原生态的方式呈现出来。

我在高校做科研、评职称，我们完全被这一层意义所控制，我们的痛苦都是生理性的痛苦，所以这是特别要命的东西，所以我现在看80后写的一些小说，我不满意的地方就在于他所叙述的痛苦也是生理性的痛苦。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或者思想者，他应该有更辽阔的痛苦。鲁迅说了，无数的远方，无数的人都跟我有关系，你不能只看到自己的痛苦。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作为一个批评家，还是作为一个学者、作家，更要这么去想，这么去做。

（根据杨庆祥会议发言整理）

作家简介

杨庆祥，80后，文学博士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。

身在学院，心在四野。沉溺自我，关切社会。

以阅读、思考、写作为志业。

作品简介

在《80后，怎么办？》这部80后文学评论家杨庆祥最新完成的深入探讨80后一代人的随笔集中，既有作家近年来有关80后一代人的文学评论，也有他与同代人之间文学思想上的对话。

杨庆祥从个人经验、文学文本和社会现实三重维度展开，详尽梳理了自1980年代以来对于“个人”的社会想象和文学想象，并批评了“个人奋斗”在当下中国语境中的异化；以80后作家郭敬明、韩寒、张悦然为例，通过对《小时代》《1988，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》《家》等文本的细读，详细剖析了80后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抵抗的“假面”，在一种比较的视野中反思1980年代以来文学想象和历史书写的单一和贫乏；同时，又以一种整体性的视野，提出了历史性的命题，并以现场访谈的方式，关注更普通的底层80后青年在历史变动中的精神动向。

著名诗人北岛说：“杨庆祥的《80后，怎么办？》把社会现实、作品分析和批评家的个人经验融合在一个整体性的批评实践当中— 这是一种实验性的写作。”

（责任编辑：HN666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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